宏观经济的困境，不是眼下才形成的，而是行经有年

　　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，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。

　　从80年代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以来，总体来看，在这四十多年的进程中，我们都走得特别顺利，几乎没有遭遇过特别重大的挫折。

　　正因为成就来得太快，也相对轻松，这就可能让我们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。诸如市场和法治无关，经济和私人产权无关等等。

　　事实当然不是如此。

　　从1980年到2010年，这三十年的时间里，我国经济年均增长超过10%，在长期高增长的背后，风险已经在不断累积，并在2015年前后，出现了第一次具象化的迹象。

　　2015年，房地产市场已经初现瓶颈，那一年的房地产库存创新高，为了消化这庞大的库存，我们开启了棚改货币化。

　　棚改货币化，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旧房改造、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，创造出了一批新的需求，从而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再次增长。

　　此后，供给侧、去杠杆等话题被不断提上日程，地方债务风险也越来越多被广泛讨论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长期增长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。

　　我们曾用“三期叠加”来形容这一阶段的经济，“三期叠加”指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、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。

　　在新冠病毒放开后，在“三期叠加”的基础上，有学者认为经济又出现了“新三期叠加”，即疫后经济恢复期、市场信心重塑期、宏观政策优化期同时出现。

　　前者指的是居民消费、企业投资等仍未恢复到新冠病毒前，中者指的是微观主体预期和信心仍较低迷，后者指的则是传统的宏观调控效果边际递减。

　　从这些总结来看，对宏观形势的判断都非常准确。

　　但不管是老三期叠加，还是新的三期叠加，都回避触及根本问题。即这两个三期叠加是如何形成的？

　　要理解这个问题，就要从过去找答案。

　　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，年均增长超过10%，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，但要达成这一目标，就必然需要重投资、重出口，以及轻消费。

　　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。

　　一个经济体，要想快速培养消费占比，需要提高人们的收入，而这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；反过来，在投资和出口上的重投入，能够让经济体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。

　　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，都是出自重投资、重出口以及轻消费。

　　重投资就意味着高杠杆，高杠杆就意味着高负债，出口也是类似的趋势，对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言，出口占比越高，就意味着对全球经济的依赖越高。

　　短期来看，这些可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。但这同样也符合边际效益递减，当经济的高速增长经过一段时期后，投资和出口带来的边际效益减弱，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结构失衡后，如果仍然延续过去的路径，那么就会出现产能过剩、企业利润微薄、劳动者收入增长放缓的结果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宏观经济就到了不得不转型的边缘。

　　我们已经在转型了。对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，在供给侧的名义下进行去杠杆，但这种药效带来的结果是，如果太猛烈，但引发反噬，但如果太微弱，则起不到预想中的效果。

　　因此，房地产的下行一方面是市场的必然结果。但另一方面，也是三道红线去杠杆后的结果。

　　房地产在宏观中，尤其是在增长方面，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拖累。

　　由于房地产的产业链长，涉及行业多，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大，是经济的支柱产业，亦是地方收入的主要贡献者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对房地产的依赖所产生的后果，在今天已经开始显现。

　　房价越来越高，一些人买房的压力越来越大，这也导致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的下降，买房所花费的成本，事实上就是以其他行业消费减少为代价的。

　　一个时期内，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恒定的。但当房地产吸收过多的资源时，也就没有钱发展其他产业，当房企负债扩大的时候，也会带来系统性风险，并波及银行和金融体系。

　　而对地方来说，过度依赖房地产，也会让地方财政难以为继，出现严峻的债务问题。

　　过去20多年的房地产呈现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繁荣。

　　房地产温度太高不行，温度太低更不行；地方债务、居民消费，乃至企业经营，背后都离不开房地产的繁荣萧条，一旦房地产脱虚向实，宏观经济就不得不承受极大的压力。

　　今天随着2024年的即将过去，市场对增长的目标也越来越有阻力，9月末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措施，就是为了解决增长的压力。

　　从过去收缩性变成扩张性，是实现增长目标的解法。但问题在于，长期来看如果想要有一个稳定健康的增速，就必须依赖消费而非投资驱动发展。

　　今天我们的最终消费市场还不及美国的一半，一方面这预示着我国经济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，但另一方面，消费的增长是最急不得，也是最需要时间的。

　　这次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措施，从根本上来看，其实就是用空间去换时间。

　　短期来看，今年还有几个月就即将过去，在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，我们需要去保住5%的年度增长目标。

　　长期来看，为了恢复信心，增量措施只是短期的刺激措施，真正要让市场回归健康可持续的发展，最终还是要涉及到一些变革的东西。

　　例如市场如何恢复，失去的消费信心如何找回来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，我们应该如何转型，从过去的基建投资转型到以消费拉动增长。

　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但也是我们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。

　　要要想在消费上拉动宏观经济的增长，我们就需要让工资水平增长起来。这就涉及到一个财富分配体系，在过去的一二三次收入和财富分配中，一直存在着劳动者工资过低，社会保障偏弱的问题。

　　今天我们的基尼系数其实也并不低，财富过于分化如何解决，是关乎到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。

　　这也是共同富裕侧重的点。

　　要想从投资驱动转向到消费驱动，我们就需要改善当下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，去优化教育、生活、住房等各方面的成本。

　　而当下的一揽子增量措施，其目的就是用空间去换时间，收入上的问题消费上的问题，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。

　　但这，也是宏观经济必须要走的一步。